战国徐币廿金价格_战国金质钱币

1.中华经典书籍有哪些

2.汉麟趾金的简介

3.古代药金这道题不知道药金的成分怎么办

4.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5.战国时期不是编制20爵位吗？从小到大分别是什么？都有那些待遇？

6.兰陵笑笑生简介

7.谁能提供日本战国从本能寺之变到丰臣秀吉侵朝之间的一段详细史料 要非常详细的

8.古代的黄金是黄铜吗

9.什么是药金?主要成分是什么?

中华经典书籍有哪些

1、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2、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

3、医学:《黄帝内经》,《抱扑子》,《千金方》，数学:《数书九章》,《周髀算经》,《海岛算经》，历史:《战国策》，《史记》《后汉书》，药学:《本草纲目》，法学:《大唐律》,《大明律》《韩非子》，哲学:《老子》,《庄子》《孟子》，纵横学:《鬼谷子》,杂学:《吕氏春秋》，兵家:《孙子兵法》,《司马兵法》,《六韬》……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著名的古代书籍更是如繁星点点，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

1、《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是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齐论》则在汉魏时期失传。

2、《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3、《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汉麟趾金的简介

西汉盛行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黄金的形式受到楚国的影响，形状通常为饼状，又有柿子金、马蹄金、麟趾金等形式。

西汉时期制造了多种形状的黄金铸币，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所铸的“麟趾”，因其形状而被奉为后世马蹄金的始祖。“麟趾褭”是麟趾金和马蹄金两种不同金币的合称。二者形状俱似马蹄，中心空洞，底部凹进；马蹄金底部椭圆，麟趾金底部圆形。每枚重1斤左右，上面刻着记重的文字，如“斤六铢”、“十五两廿二铢”等。

至于麟趾褭的来历，汉武帝自称是得自上天的授意。据说他自己去祭拜上天的时候曾捕获白麟，水滨（水边）又出现天马，白麟、天马都是罕见的祥瑞，所以就要把黄金另铸改名。实际上，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底部圆形或马蹄形的金铸币，汉武帝不是首创，而是沿用旧有形状，借表示祥瑞之名，一则划一形制，二则集中铸币权。

钱币博物馆展出的这枚“麟趾金”，正面为圆形，背面中空，周壁向上斜收，口小底大，形如圆足兽蹄。这枚金币含金量95%，最大直径处6.5厘米，高5厘米，壁厚1.5厘米，重286.97克，即相当于西汉一斤左右。

古代药金这道题不知道药金的成分怎么办

“药金”从外观上看和金(Au)相似,常被误认为是黄金,其主要成份是铜锌合金。

黄白术黄白术是炼丹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以黄喻金，以白喻银，总称“黄白”。企图通过药物的点化，变贱金属（铜、铅、锡等）为金**、或银白色的假金银，又称 “药金”或“药银”（即各种合金）。制取“黄白”的方技，即称“黄白术”。

我国黄白术的起源、发展与外丹术同步，源于战国燕齐方士之神仙方技。史载，西汉文帝时，黄金者甚多，景帝前元六年（前151）曾下诏：“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撰《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二十余万言。

另传方士李少君能化丹砂为黄金。检索史书，东汉皇室及新莽均拥有大量“黄金”，社会上颇多造“药金”致富或制“延年药”的故事。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代多黄金”之说。可知两汉乃黄白术盛行时代，尤以“药金”的制取为其特色。千余年来，

虽然没有实现变贱金属为贵金属的设想，但经长期的实践，却对我国古代冶金学、合金学作出了贡献。西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曾总结出：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即指水银能与多种金属生成合金。

道教创立后，继承了以往的黄白术成就，与外丹术同步发展。在魏伯阳《参同契》中，就多次隐喻了铅与水银生成铅汞齐（铅汞合金）的事实。而著名的黄白师狐刚子在其《出金矿图录》中，对金银矿种类、分布、品位、真伪辨识、冶炼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论述。为减少金、银毒，首创了“炼金银粉”法，并相沿至明代，后因医学禁用而被淘汰。早期黄白术中使用的“点化药”是“三黄”，即三种含砷的硫化物——雄黄、雌黄、砒黄。狐刚子在其《五金诀》中，总结了“三黄”经“伏火处理”，可提高点化效果，且描述了其与五金合炼为合金时的物件变化。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指出，当时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他先从其师郑隐受《金银液经》，后复求受《黄白中经》五卷。《黄白》篇还叙述了道士李根、程伟妻等造“药金”、“药银”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葛洪第一次详细记录了从武都雄黄等物冶炼一种金**的“铜砷合金”（简称“砷黄铜”）的方法和技术。前述两汉时期所拥有的大量“黄金”中，必有相当部分由此法制得（药金）。梁陶弘景撰有《集金丹黄白方》一卷，惜早已失传，但其《名医别录》中曾指出：矾石“火炼百日……不炼服，则及百兽”。这是继狐刚子之后又一次关于“伏火处理”的论述。

黄金是在自然界中以游离状态存在而不能人工合成的天然产物。按其来源的不同和提炼后含量的不同分为生金和熟金等。

生金亦称天然金、荒金、原金，是熟金的对象，是从矿山或河底冲积层开采出，没有经过熔化提炼的黄金。生金分矿金和沙金两种。

矿金，也称合质金，产于矿山、金矿，大都是随地下涌出的热泉通过岩石的缝细而沉淀积成，常与石英夹在岩石的缝隙中，矿石经过开采、粉碎、淘洗，大颗的金可以直接拣取，小粒的可用水银溶解。矿金大多与其他金属伴生，其中除黄金外还有银、铂、锌等其他金属，在其他金属未提出之前称为合质金。矿金产于不同的矿山而所含的其他金属成分不同，因此，成色高低不一，一般在50%-90%之间。

沙金，是产于河流底层或低洼地带，于是石沙混杂在一起，经过淘洗出来的黄金。沙金起源于矿山，是由于金矿石露出地面，经过长期风吹雨打，岩石北风化而崩裂，金便脱离矿脉伴随泥沙顺水而下，自然沉淀在石沙中，在河流底层或砂石下面沉积为含金层，从而形成沙金。沙金的特点是：颗粒大小不一，大的像蚕豆，小的似细沙，形状各异。颜色因成色高低而不同，九成以上为赤**，八成为淡**，七成为青**。

熟金是生金经过冶炼、提纯后的黄金，一般纯度较高，密度较细，有的可以直接用于工业生产。常见的有金条、块、锭和各种不同的饰品、器皿、金币以及工业用的金丝、片、板等。由于用途不同，所需成色不一，或因没有提纯设备，而只熔化未提纯，或提的纯度不够，形成成色高低不一的黄金。人们习惯上根据成色的高低分为纯金、赤金、色金3种。按含金量不同分为清色金、混色金、k金。

黄金经过提纯后达到相当高的纯度的金称为纯金，一般指达到99.6%以上成色的黄金。

赤金和纯金得意思想接近，但因时间和地方的不同，赤金的标准有所不同，国际市场出售的黄金，成色达99.6%的称为赤金。而境内的赤金一般在99.2%-99.6%之间。

色金，也称“次金”、“潮金”，是指成色较低的金。这些黄金由于其他金属含量不同，成色高的达99%,低的只有30%。

按含其他金属的不同划分，黄金又可分为清色金、混色金、k金等。清色金指黄金中只掺有白银成分，不论成色高低统称清色金。清色金较多，常见于金条、锭、块及各种器皿和金饰品。

混色金是指黄金内除含有白银外，还含有铜、锌、铅、铁等其他金属。根据所含金属种类和数量不同，可分为小混金、大混金、青铜大混金、含铅大混金等。

k金是指银、铜按一定的比例，按照足金为24k的公式配制成的黄金。一般来说，k金含银比例越多，色泽越青；含铜比例大，则色泽为紫红。我国的k金在解放初期是按每k4.15%的标准计算，1982年以后，已与国际标准统一起来，以每k为4.1666%作为标准。

08

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二〇〇七年，南京博物院携手《扬子晚报》，开设专栏介绍藏品并采取短信及网上投票，并组织专家和各界人士研讨，从四十余万件馆藏文物中选出十八件“镇院之宝”。另外还有两件极品馆藏，一共是20件，分别是：

01 金兽（西汉），一九八二年正月，盱眙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在挖水渠时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兽，这种神奇的运气是大多数考古学者一辈子都没有的。此金兽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空腹、厚壁，浇铸成形，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金器。金兽下还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

02 错金银重络铜壶（战国），与“金兽”和其他金器同时出土的是一尊重金络青铜壶，即装金子的容器。残高为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足径13.8厘米，是中国青铜时代泥范铸造技术的完美作品。虽然金兽等被认定为西汉时期的，但此青铜壶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产物。最为显著的历史意义，在于铜壶有三处铭文：一处为口内，内容为“廿五重金铬壶受一孛五纣”，这是一批器皿的编号、名称及容积，孛、纣为战国时燕国的专用量词，故可确认此壶铸成时为燕国器。第二处铭文在圈足内侧，虽被锐器錾凿，但从残迹中可见约三四字，可能为“王后右酒”，应为使用者的记铭。第三处铭文在圈足外缘，共有刻铭廿九字，铭文为“隹王五年，奠易（阳）陈旻，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藏戈子斿。陈璋内、伐匽（燕）邦之获”，内容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陈璋方壶大致相同，可互为补正，故此壶又俗称“陈璋圆壶”；这一铭文反映了战国中期的一大历史事件：燕王哙禅让，由相国子之执政，三年引起燕国内乱，在齐王的阴谋煽动下内战越甚，齐趁机发兵攻打燕都城，在“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的情况下大胜，并掠获燕国王室重器。此青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又是集三处铭文于一身，艺术价值无与伦比。可惜此行未见其展出。

03 广陵王玺金印（东汉），目前唯一发现的汉朝刘姓王族的玺印，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金光灿灿，重122.87克。印面长2.375厘米、宽2.372厘米；龟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精致，纹饰优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流畅、直中有曲。此印来历颇为曲折，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对扬州附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文物铭文初步推定为东汉广陵王刘荆的墓葬。第二年，墓葬清理出的废弃土被用于铺路，当地女农在扒土时在扒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看上去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口袋，收工回家清洗后发现是一枚印章。其丈夫曾在考古队中做过民工，凭经验他感觉这东西不同寻常，后来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鉴定。在给予当时看来不菲的四百元奖励后，夫妇二人将广陵王玺金印愉快地捐给了国家。

04 金蝉玉叶（明），金蝉玉叶是南京博物院四十二万件藏品中的一件工艺极品，一九五四年苏州墓葬发掘出土，为贵族女子头上的发簪。侧身翘足、双翼略张的金蝉好似在奏鸣，由透明的玉叶托着。金蝉左右各外翼长1.7厘米，宽约0.8厘米，厚仅0.2毫米；玉叶则长5.2厘米、宽约3.2厘米，叶片打磨细薄呈凹弧状，仅厚约0.2厘米，有主脉一根，两边各有支脉四根，系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整个画面动静结合、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是明代中期的极品工艺品。蝉俗名“知了”，所以“金蝉玉叶”也就为“金枝玉叶”。此行笔者未见其展出，觉得相当遗憾。

05 银缕玉衣（东汉），一九六九年出土于徐州土山一号汉墓中，徐州在西汉时属于楚王封地，东汉为彭城王封地，前后有五代，土山一号汉墓墓主是东汉某代彭城王。在汉代，玉衣是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但西汉时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故已发现的西汉诸侯王的玉衣，既有金缕，也有银缕、丝缕；东汉则实行了严格的玉衣等级制度，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在驾崩时穿金缕玉衣，而诸侯死去时只能穿银缕玉衣，一般的贵族和长公主只能穿铜缕玉衣。这件东汉某彭城王的银缕玉衣全长一百七十厘米，外观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样，从头到脚由头罩、上衣、裤子、手套和鞋五部分组成，共用玉片2600余片，编缀玉衣的银丝重约800克。

06 错银铜牛灯（西汉），一九八〇年在扬州出土于东汉广陵王刘荆墓葬，就是第二年从废弃土中发现广陵王金印的那个汉墓。它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扁平把手以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可将烟尘通过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

07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明），南京博物院所藏文物中瓷器占了一半，总藏超过廿万件。盛行于元明两朝的梅瓶，向来备受人们瞩目，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两件梅瓶，即“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和“赏赐梅瓶”都是其中的珍品，前者是仅存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一九五七年出土于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娘娘坟”的土包上，墓主人是明成祖朱棣的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新烧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但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得。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也许是追求画面对称的缘故，自明初沿袭整个明清两朝，岁寒三友纹饰都添绘一株芭蕉，这件梅瓶也不例外。此梅瓶高41.7厘米，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可惜此行未见这件釉里红，但看到了那件“赏赐梅瓶”。

08 坤舆万国全图（明），《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宫廷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该图本为清宫旧物，在清帝逊位动荡而流出宫外，在几乎流落海之前被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重金购回，民国廿五年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幅珍贵的世界地图遂一直由南京博物院珍藏。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并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中央，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此图所绘五大洲中，各洲以不同颜色区分。山脉以写景法描绘，河流以双曲线绘写，海洋则以深绿色绘出水波，整幅地图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地图圈外还绘有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蚀图、月蚀图、赤道北地半球图、赤道南地半球图、中气图等小图，包罗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拓了当时国人的眼界。在各个海域中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十五头，南极大陆上居然绘有陆上动物大象、狮子、驼鸟、恐龙等八头。

09 徐渭《杂花图》卷（明），徐渭是个才子也是个疯子，是个奇人也是个狂人。科举路上八次不能中举，期间成为胡宗宪的幕僚，平倭的奇招和阴招多出自此人，可以说是抗倭的绝对幕后英雄。之后受到严嵩案的牵连，一直相当潦倒，但为抗倭做出的额外贡献是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李成梁的几个儿子。虽然是个科举上的失败者，但他的诗文字画水平都可以缀上一个“家”字。绘画方面，徐渭是写意花鸟方面的集大成者，从清初到现代，石涛、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巨匠都深受其影响。《杂花图》卷纵30厘米，横1053.5厘米，在这卷十余米的长卷中，徐渭以淋漓酣畅的“胶墨”分别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兰、竹等共计十三种花卉蔬果。徐渭以其疾飞狂扫的豪放气势，纵横挥洒，堪称徐渭的扛鼎之作。可惜此行未见。

10 竹林七贤砖画（南北朝），《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此七人为魏末晋初时期的名士，他们常结伴游于山林，沉湎于酒乐。一九六〇年，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发现了竹林七贤砖画。原件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三百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是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为了对称的需要，画面上多了个春秋高士荣启期。画面中，嵇康头梳双髻，目送秋鸿，手弹五弦；阮籍身着长袍，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口作长啸状；山涛头裹巾，一手挽袖，一手执杯而饮；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向秀头戴帻，一肩袒露，闭目沉思；刘伶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阮咸垂带飘于脑后，弹四弦乐器；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态，每个人物身旁均标明身份，相互间以银杏、松树、槐树、垂柳等树木间隔，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鉴于其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这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11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明），此炉胎体厚重，器型高大，外壁绘寿山福海纹，集人文意蕴与高超的制瓷技术于一体，表现出撼人心魄的艺术张力，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器中的黄钟大吕之作。青花瓷一般都是白底蓝花，而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作为官窑大器，以费料费时的十分少见的蓝底白花来表现，满绘汹涌波涛，并在下腹部加绘山峦叠嶂，寓寿山福海之意。这种大型的官窑青花，还有一尊“万寿瓶”，通体以各种字体绘满“寿”字。此行仅见后者，有些遗憾。

12 金菩萨立像（清），这尊佛像由纯度很高的黄金制成，通高八十八厘米，且佛身与莲座皆装饰华丽，嵌珍珠宝石，尽显皇家气派，是清朝全盛时期由宫廷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这尊金菩萨盘发束髻，戴五叶冠，冠后僧带向两侧下垂，两眉之间有象征智慧的白毫。菩萨赤足站立在双层莲花座上，每瓣莲上嵌水晶一颗，莲座中间镶嵌珍珠一周。

13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东汉），书写工具方面，中国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工墨，同时又发明了纸，于是各种砚台相继出现，进入了一个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阶段，制作工艺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方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一九七〇年出土于徐州某东汉彭城王的墓葬中，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成为伏地神兽。首似龙形，双目呈三角形，睁目凝视，两眉突起，并饰双角。伏地匍匐、咧嘴露齿，其下颌前伸，巧妙地构成贮水墨池。腹微鼓，扁平光滑的长方形石砚置身其中，石质为甘肃临洮石，上置圆形研石一块。尾卷曲藏腹下。背脊隆起，双翼凸显。背部中心设一桥钮，可系绳，便于提揭。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

14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新石器时代），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是中国迄今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为良渚文化玉器之神品。一九七〇年出土于昆山市张浦镇西南、太湖水乡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玉饰件高5.5厘米、厚0.5厘米，系透闪石软玉制成，呈白色略带绿斑。制作采用了线刻、圆雕、透雕、钻孔、琢磨抛光等技法，精雕细镂，构图独特。主体是一个蹲踞抬手的侧身人像，头部以凹下的圆点表示眼睛，边缘的曲线勾出嘴、鼻，头上方阴刻五条平行弦纹的凸棱表示冠帽，冠帽上方高耸的弧状物象征一束羽翎。在戴羽冠的人脸一侧，有一头上尾下、前后肢与羽冠相接的走兽。顶端是一浮雕小鸟，小头短颈，扁喙微张，硕身翘尾，形象极其生动。此物出土时置于墓主右脚下的一石钺圆孔处，应是钺上的附加饰件。钺作为兵器（或许那时还没有演化为礼器），显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墓主人在当时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应是一位握有军权、神权的氏族显贵。

15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新石器时代），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祗的一种法器，距今五千年左右。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尢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南博院藏的一件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是一九八二年底常州市东北的寺墩遗址四号墓葬出土，为良渚文化琢玉工艺的一件精妙无双的代表作品。玉琮高7.2厘米、边宽8.5厘米、内孔径6.1厘米，为透闪石软玉制成，呈乳白色隐现翠绿、赭红斑纹。造型为矮方柱体筒形，外方内圆。上下两节各饰造型不同的神人、神兽面纹，上节是人面纹，下节是兽面纹，这是一组表示神人骑在神兽上的象征性图案，为良渚文化人们宗教信仰的核心。

16 青瓷神兽尊（西晋），青瓷神兽尊于一九七六年出土于宜兴周处家族墓周墓墩，是南博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根据墓志记载为西晋永宁二年（302）。神兽尊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腹部堆塑神兽，双目突兀，瞠目仰鼻，口含圆珠，绳索状的前掌外翻，后掌下撑，背后五只小半圆形扁横凸脊，从上至下排列。青釉微微泛灰，釉质润泽，但因受火不均而釉色不匀。周身有刻画的蓖纹、戳印纹和堆贴纹，以表示鬃毛、羽翼和胡须，底部刻有“东州”二字。青瓷神兽尊不是一件简单的瓷罐，而是特制的随葬品，是一件绝品，具有神圣的意蕴。这件青瓷尊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非常具有震撼力。神兽尊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出土于纪年墓葬，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的同类资料，因而相当珍贵。一九九三年全国馆藏文物定级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17 鎏金喇嘛塔（明），这尊鎏金喇嘛塔于一九五六年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之内，通高卅五厘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为高十六厘米的须弥宝座，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座下方刻有题记，记载制作喇嘛塔的制作者和供养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内部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骨灰等物。须弥座上的佛塔为藏式佛塔式，塔身有四个壶门，塔内放置有释迦、韦陀佛像等，塔刹由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组成。须弥座上的四角各放一个青瓷罐，其中一个罐内放有一颗老年人牙齿及骨灰等物。此塔属于佛教密宗的塔式，主要供五方佛或者埋葬佛舍利，在中国主要是明朝以后修建的，全国大约有十多处。金刚宝座塔仅有五台山圆照寺和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两座，而像南京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迷你”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弥足珍贵。

18 沈寿绣品《耶稣像》（民国），沈寿一八七四年生于吴县，清时曾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刺绣和刺绣学校。沈寿对日本艺人将东方刺绣针法与西方的素描、油画等技法效果结合起来的新尝试特别感兴趣，归国后进一步琢磨、研究，在丰富自己绣艺的基础上，独创了“仿真绣”，一举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刺绣作品有形有色、却少光少影的绣法，使中国的刺绣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国初期，适逢即将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沈寿决定利用“仿真绣”的手法，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刺绣。为了让世界公众更加容易接受中国的精湛技艺，她选中了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了再度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沈寿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新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百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百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的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耶稣像》在一九一五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这届博览会的一等大奖，使得这届世博会成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届世博会。此行还见到了沈寿所绣罗汉四条屏中的一条，亦为刺绣中的绝对精品。

19 蓝釉粉彩转心瓶（清），乾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是乾隆官窑创制的特有瓶式，工艺极为复杂，在镂空的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外瓶绘着彩云、山崖、板桥等景致，内胆绘着乾隆打猎时的场景。内胆旋转时，仿佛大队人马穿行在山间，气势非凡。此瓶通高70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24厘米。

20 和硕智亲王金印金册（清），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大早，天理教两百多教众在太监内应下，由东、西华门攻打紫禁城，试图越墙打进皇帝住的养心殿。皇阿哥旻宁闻听前面发生变故，立即命令侍从投入战斗。当他赶到养心殿阶下，发现屋顶上有两个人影，立即以鸟枪射击，将其击毙。激战至中午，事变平息，此时嘉庆帝正由避暑山庄归京途中。得知儿子已率众平乱，嘉庆封旻宁为“和硕智亲王”，这一年旻宁卅一岁。嘉庆帝本来就喜欢这个嫡出的皇二子（长子早夭，其实为嫡长子），加上其在“癸酉之变”中的出色表现，七年后旻宁继承皇位、成为道光帝。旻宁受封和硕智亲王时，嘉庆帝赐予金印、金册，作为身份的认定。金印背纽为赑屃，力大且擅于负重，为龙首、龟身、龙尾、龙爪；金册是三面屏风形状，可折叠，上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

战国时期不是编制20爵位吗？从小到大分别是什么？都有那些待遇？

20爵位是秦国的制度，战国各国都有军功爵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爵名为：“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这与《商君书·境内》的描述并不相同，说明在商鞅变法到秦统一这一段时间内，秦政府对于军功爵制作过一些调整。

《商君书·境内》云：“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以上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爵位越高的人越富有、越有权力。 《商君书·境内》指出，军队攻城围邑能斩敌首八千，野战能斩敌首二千，即为全功。获全功的部队“吏自操及校以上至大将尽赏”。规定：“自公士至大良造皆赐爵一级，大将、参和御”赐爵三级“。”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虏，《史记·李斯列传》索隐曰：”奴隶也“。这段话意为赐奴隶六人，钱五千六百。新选爵为”五大夫“的，”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为”五大夫“的，”有税邑六百家，受客“。大庶长以上的高爵，”皆有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不难看出，赐爵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其中”五大夫“是个分水岭，五大夫以上赏重，五大夫以下赏轻。举凡”税邑“、”赐税“、”赐邑“、”受客“等重赏，都只有在获得五大夫以上的爵位以后才能享有。关于无爵者的赏赐，《境内》虽未明言，但其下文有云：”陷队之士知疾斗，不（而）得斩首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陷队之士就是敢死队，据《境内》载：每队由十八名战士组成。如果陷队之士斩敌五首，就赐给每人爵一级，假若队中有人战死，则以爵赐其子弟。这是对敢死队的格外照顾，因为敢死队总是承担着最艰巨最危险的战斗任务。至于一般士兵就得依”斩一首者爵一级“论功了。秦《传食律》是关于各级官员住宿传舍伙食供给标准的规定，其中反映了对于爵位高低不同的人的不同待遇。规定：”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官士大夫是指第五级的大夫和第六级的官大夫，在此以上的爵位，才能享受有爵位人的供给标准。 《传食律》又规定：“不更以下到谋人，稗米一斗，半升，采（菜）羹，刍、各半石。宦奄如不更。”不更是四级爵，谋人即簪袅的别称，三级爵。有这两级爵位的人按照规定米、肉酱和菜羹，他们的待遇和宦奄一样。 《传食律》还规定：“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无）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米一斗，有采（菜）羹，盐廿二分升二。” 从秦简的材料看，没有爵位的士伍、一级的公士、二级的上造，可以占有奴隶，比较富有，也可以是贫民。 《封诊式·告臣》记载某里士伍甲因为他的奴隶丙“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要求把这个奴隶卖给县廷，并要求对这个奴隶施加肉刑，再服城旦刑。甲虽然没有爵位，对他的奴隶却有极大的权力。 《群盗》记载士伍丁、戊、已、庚、辛曾经抢劫了公士某的家，抢走万钱。最低爵位的公士家内居然有万钱之多，一定是比较富有的。 有一、二级爵位的人，也有比较贫穷的。《法律答问》：“上造甲盗一羊，狱未断，诬人曰盗一猪，论何也？当完城旦。”有二级爵位上造的人还偷一只羊，比起上述的士伍和公士实在相差太远。

综上可见，爵位有军衔的作用，但并不仅仅是军衔，这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的象征。爵位越高的人越富有、越有权力。

兰陵笑笑生简介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传》”。显然，《》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作者的充分余地。《》作者成为《》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纵”罢官，坚持写作“*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地理原型考》、《〈〉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中的绍兴民俗》、《〈〉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谁能提供日本战国从本能寺之变到丰臣秀吉侵朝之间的一段详细史料 要非常详细的

/本能寺变后-统一日本

1582年，明智光秀于支援秀吉途中发动兵变，攻占京都并夜袭投宿在本能寺的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焚毁本能寺，切腹自尽，但尸骨无获，其长子织田信忠战败切腹。史称“本能寺之变”。当时丰臣秀吉正在围攻备中国的高松城，由于报信者的失误，于事变三天后才得知消息。之后，在毛利氏大老小早川隆景主导下，他迅速与毛利氏议和，5天内强行军200公里返回京都，并随即与明智军展开决战，这次行军史称“中国大撤退（中国大返し）”，行动之迅速大大震撼了京师的明智军。

回师之时，秀吉以信长之名为号召，成功收纳流窜在各地的信长旧属，于山崎之战大败准备不及的明智光秀。因此功绩，秀吉在清州城重臣会议上得到多数织田族人与家臣支持，拥立尚在襁褓的信忠之子三法师（元服后称织田秀信）继任家督。但为此得罪了同属织田重臣的柴田胜家，导致其拥立信长三子织田信孝对抗秀吉。隔年，双方决裂，胜家出兵攻打秀吉。开始柴田军略占优势，但秀吉拢络柴田阵营的前田利家，使其于后方倒戈而击溃柴田军。此战后胜家自杀，另一重臣泷川一益则被迫蛰居，织田信孝不久被杀，丹羽长秀和池田恒兴归服，秀吉完成统一织田旧部之举。

1583年，秀吉在石山本愿寺的旧址上建大坂城。

1584年，与其合作的信长次子织田信雄联合德川家康反对秀吉，羽柴军便与两人展开史称小牧·长久手之战的战事。此战之初拥有兵力优势的羽柴军直扑德川领地，但途中却遭到德川军伏击，有“鬼武藏”之称的大将森长可和池田恒兴战死，在战况失利的情况下秀吉凭借惊人的外交手腕降伏了织田信雄，家康被迫退兵。而后秀吉又以令人难以置魄手段招降德川家康（把妹妹嫁给家康并把自己的母亲送去作人质，完全是乞和的架势），德川军归顺羽柴军，秀吉正式展开统一信长未完成的统一大业。

1585年，秀吉率联军攻打刚统一四国的长宗我部氏，迫使其归降并退回原居地土佐。同年秀吉希望成为征夷大将军，但在公卿的劝阻下转而向朝廷索取关白的封号。为此秀吉一度打算认前关白近卫前久为义父（因为日本有关白只能由出自藤原一族的近卫、鹰司、一条、二条、九条等“五摄家”世袭的传统），但秀吉最后放弃此计划，而要求朝廷赐予新的姓氏。于是朝廷便赐予他“丰臣”这个姓氏，并就任关白。丰臣也由此成为继“藤原”、“源”、“平”、“橘”等四大姓氏之后的第五大姓氏。不过“丰臣”未能象其余四大姓那样发扬光大，因为它只传了两代就绝嗣了。

1587年秀吉又联合已经归顺的毛利征讨九州岛津氏，结果不仅迫使其投降，还使其家主岛津义久出家，并让位于相对亲丰臣的岛津义弘。

1590年远征关东，包围小田原城并击败后北条氏，北条家主北条氏政被迫切腹。使陆奥国的伊达政宗等东北诸大名皆归服。至此秀吉完成全国统一。

1591年，将关白之位让给外甥丰臣秀次，自称太阁

/侵朝战争

第1次入侵1.图谋中国

在1591年5月，日本太阁（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88年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的不满及明朝不与之通商和自己的侵略欲望，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并完成其最终统一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乃至印度，称霸亚洲东部的图谋。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6月，派出使者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yán，音言），表示他有意于明年(1592年) 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国，并请多多包涵与协助，秀吉致书朝鲜国王云：“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但朝鲜因久事明而拒绝。当时朝鲜八道武备废弛，李昖重文轻武，以致“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设防，使得丰臣秀吉欲先吞并朝鲜，再吞并中国。

2. 日本出兵

1592年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了军队三十万六千二百五十人，以十五万八千七百人区分为九个军团渡海至朝鲜作战，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其余军团编制如下小西行长率第一军团18700人、加藤清正率第二军团22800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团11000人、毛利秀成第四军团14000人、福岛正则第五军团25000人、小早川隆景第六军团15700人、毛利辉元第七军团30000人、宇喜多秀家第八军团10000人、羽柴秀胜第九军团11500人、再加上九鬼嘉隆率九千二百人水师和七百艘舰船作运输士兵和海战。而为了补充兵源，命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政宗将他们的旗下的军队集结在名护屋作为预备队，共10万5千人。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战略上，采用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4月正式开始了攻略朝鲜的战争。四月 12日其第一军团一万八千七百人先渡海至对马岛待命。四月13日九军出发之命到达，4月14日侵朝的日军首先于釜山登陆，19日后的5月2日攻陷朝鲜王京汉城，6月15日攻陷平壤。

4.求助明朝

5月8日朝鲜国王李昖仓皇出奔平壤，但在5月27日日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团追击而至，突破临津守备攻陷开城，于是宣祖李昖不得不在6月11日离开平壤，再继续流亡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当时朝鲜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之地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所陷，宣祖李昖知道若没有明朝的帮助，根本没有可能光复朝鲜，因此便派几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鲜的使臣们用尽方法，除了向万历皇帝递交正式的国书外，分别去游说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甚至表示愿意内附于明朝，力图促使明朝尽快出兵援朝。而明朝朝廷亦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因此，不久后便答应宣祖李昖渡过鸭禄江，居住在大明领土辽东半岛的宽奠堡，等于正式受到明廷的保护，同时出兵援助朝鲜。

6.明朝正式出兵

同年8月：明朝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并诏天下督抚举将材。于10月16日，明朝命李如松总理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如柏、如梅为副总兵官，一同开赴朝鲜。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綎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

1592年12月25日，总兵官李如松从宁夏胜利归辽后，尚不及休息即率军43000余人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元月5日进抵平壤城下，元月8日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18000人战于平壤，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

当时明军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等火炮数百门，日绳枪虽然略优于明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朝鲜纪录如此形容，“在距城5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李如松卒收复平壤、开城，并且进攻王京（汉城）。

7.明军兵败碧蹄馆

李如松在平壤大捷后，欲乘胜追击日军，先遣副总兵查大受与朝鲜将领高彦伯领骑兵数百侦查开城至王京之间的道路，正月24日侦查先锋在碧蹄馆（今首尔/汉城西北）南方的砺石岭遇到日军前野长康、加藤光泰的侦察队数百名，一时之间，双方前锋交战互有伤亡，日方败退损失60骑，查大受则退往碧蹄馆。26日提督李如松得报后，以为日军如当地土民所说弃京城撤退，遂率领本部兵马骑兵2000余骑从开城疾驰引援。孰料日军立花宗茂领3200骑正在砺石岭，从清晨开始以部将十时连久、池边永晟的奋战战死，历经5小时击退了查大受的军势，如松得知先锋已经交战迅速展开为鹤翼之阵，于砺石岭北方的望客砚迎来查大受军势后于碧蹄馆重整军阵，此时近中午时分，突然20000日军先锋军如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吉川广家等出现占领望客砚，后面还有日军本队20000如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进军，措手不及两军已犬牙交错，无法退兵。

由于碧蹄馆地形狭隘，又多泥泞水田，不利骑兵行动，于是李如松且战且退，往北方高阳市的出口惠阴岭，急忙传令中军主力急速进兵，虽然刚开战明军先锋击退小早川隆景的左翼先锋粟屋景雄3000，但隆景右翼先锋井上景贞3000又反包夹明军先锋，但是战况仍是明军优势，一方日将立花宗茂领3000从日军左方移动至明军右侧山上，见机突击明军右翼，立花军中其中一位金甲倭将（小野成幸）与李如松单挑时，被李如梅射杀，而明军左翼也遭到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的突击，正面则是小早川隆景压制，明军顿时如同被包围的态势，此时李如柏、李宁、查大受、张世爵、方时辉、王问等明将皆各自持刀奋迅作战，其中李有升为护卫如松而遭到隆景部将井上景贞刺杀，日军的立花军中也有安东常久、小串成重两位部将战死，小早川秀包麾下更有八名部将身亡，不久小早川隆景投入吉川广家、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的军势欲加包围，然而明军终于等到左协大将副总兵杨元率援军到来，杨元奋勇冲破日军包围领军抢占如松右方阵地，并和李宁的炮营发炮轰击日军援护明军撤退，日军小早川隆景惊讶明军援军的到来方始退军。

8.朝鲜军的奋战

之后日军于2月约2万兵力转攻京城西北方的幸州山城，朝鲜城将权栗以少数兵力大败日军，日将石田三成、吉川广家等负伤。2月，李如松改变策略，于3月初焚烧日军于龙山的粮仓粟数十万，逼使其撤退。4月19日，日军因为缺粮，被逼由王京撤退。5月四川参将刘綎率军五千赶赴援朝，并被任命为副总兵。

9.玉浦海战

在明军驰援的同时，朝鲜水师在海战则占据了主动权。1592年5月4日，当时的朝鲜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统率75艘舰船驶出全罗南道丽水港，准备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则派藤堂高虎率领50艘木制战船迎战。5月7日，朝鲜水师偷袭日军，日军被杀个措手不及。一轮激战过后，日军损失惨重，被朝鲜水师消灭了26艘战船，剩下的舰船只得仓皇逃跑。李舜臣继而在合浦、赤珍浦海面再歼灭余下的日军。5月9日，这场海战最终结束。从此朝鲜水师掌握了制海权。全场海战朝鲜水师共歼灭日舰44艘，而日军伤亡则不计其数，相对而言，朝鲜水师只是伤亡了很少的兵力，舰船更是丝毫无损。

这场玉浦海战是壬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军队的首场大捷，因此大大振奋了朝鲜军民抗敌的决心，并使得日军输送兵力和粮食辎重至朝鲜半岛从此变得困难，因为日军在此战后已丧失大半制海权。

10.泗川海战

1592年5月27日，日本水师不甘失败，转而向庆尚南道的泗川进攻。李舜臣得知消息后，立即于5月29日率龟甲船队23艘出发，迅速驶至泗川海湾外面。当时海湾内共有12艘日本楼船，但日军对上次海战失利犹有余悸，因此当他们见到朝鲜水师驰援，便迅速逃至陆上，在山上布防。李舜臣于是命朝鲜水师假装撤退，以引诱日军登船追击，结果日军中计。这时正好潮涨，大大有利于朝鲜水师的龟甲船和板屋船这类大型舰船活动，因此当日舰出动时，李舜臣即下令众舰船迎击。很快地，日舰便被打败。而李舜臣虽然在战斗中负伤，但仍继续指挥官兵杀敌，结果12艘日舰全部被击沉。

经此战役，日本水师再不主动进攻，而改为防御和偷袭朝鲜水师。

11.唐浦、固城、栗浦海战

6月2日，李舜臣统领的朝鲜水师龟甲船队主动出击，进攻在唐浦港内停泊的21艘日舰，日舰被朝鲜水师两面包抄，最后被全歼。唐浦海战获胜后，李舜臣稍事休整。6月4日，与全罗右水使李亿祺会师，并于6月5日清晨齐其一起率领51艘战船，向固城唐项浦的海湾内的26艘日舰进攻，并从两面对其包抄围攻。结果日舰除了一艘被故意放走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当晚，该艘故意放走的日舰将岸上日军接载上船，并欲于6月6日凌晨逃走，但这正中了李舜臣的计谋，结果朝鲜水师歼灭了该艘日舰，固城唐项浦海湾的全部日舰均被歼灭。6月7日，朝鲜水师再度出击，向[栗浦]的7艘日舰进攻，日军不敢迎战，掉头便跑，但结果仍被李舜臣全歼。

这三场海战后，日本水师已被震摄得胆颤心惊，但日军主帅仍未心息，决定集结兵力，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结果导致了闲山岛海战。

12.闲山岛海战

为了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日本水师在巨济岛一带集结，准备兵分三路向朝鲜水师发动进攻。而李舜臣则将其全罗道的舰队和庆尚道的部分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准备迎战。7月6日，李舜臣进兵出唐浦附近水域，并于7月7日清晨，将集结于巨济岛的日本水师引至闲山岛附近水域决战。李舜臣选择在此地决战是因为这里有著较为宽阔的深水环境，易于设置埋伏，可以向日本舰队进行包围歼灭。

在决战开始不久后，朝鲜水师的战船即将日军包抄起来，而朝鲜水师的龟甲船则向日军舰队直撞过去，很快便撞翻了日军舰队前列的几艘大船，而其余朝鲜战船也奋勇杀敌，与敌作殊死战，结果日军的61艘战舰被全歼。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闲山岛大捷”。

经此一役，日本水师完全丧失制海权，无法运送军粮，日本陆军因此无法再行侵略，结果丰臣秀吉只有与明朝讲和，改令日军于朝鲜南端建筑倭城以作防备和储粮之用。而李舜臣则被封为二品正宪大夫、三道水师统制使。

13. 明、日议和

1593年6月，日本因海战失利补给无法送至，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遂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议和。

7月，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綎及游击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兵，结果只留刘綎兵防守。

9月，朝鲜国王李昖虽上表答谢朝廷援救及助其复国，但是暗中对明日议和却排除朝鲜有所不满，此时日军仍然占据朝鲜南部四道，并牢牢握有釜山城。

12月，明朝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 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惟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就这样，在两位奸商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

1595年1月，明朝遣使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令沈惟敬一同前往。诏书内容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 。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这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丰臣秀吉听到“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时，暴跳如雷，摔诏书于地说：“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立即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就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闹剧，彻底破裂了。

沈惟敬归国途中，滞留朝鲜，不敢回京。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大怒，当即下令把兵部尚书石星下狱问罪，并命驻朝明军捉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第二次入侵

[编辑本段]

1.战事再起

在战争平息了一年多后，1596年4月，朝鲜的使者李宗城因为犯了贪*罪，被日本守臣所逐，奔还王京（今首尔/汉城），朝鲜方面随即下诏逮捕其入狱，但已惹来丰臣秀吉的不满。5月，明朝再次提议赐封丰臣秀吉，命都督佥事杨方亨、游击沈惟敬一同前往。9月，明朝赐封的使者杨方亨抵达日本，但丰臣秀吉因朝鲜王子不偕同前来以答谢而发怒。结果丰臣秀吉不肯受封，并决心再次发兵侵略朝鲜。在1597年1月，日军拒不退出釜山，朝鲜得知日军再次入侵，于是遣使再至明朝求援。

这次再侵朝鲜，丰臣秀吉吸收了上次海战失利使得不能大量运兵和运输补给的教训，使用反间计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使得李昖将李舜臣下狱，其后将其贬为士兵，只能白衣从军。

2.再援朝鲜

1597年初，日本出动141490人的兵力，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2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在3月，明朝以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并以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5月，邢玠赶至辽东。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约3万余人。总兵麻贵率1万7千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陈愚忠率骑兵3千人，屯兵全州；吴惟忠率4千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6月，日本兵船数千艘停舶于釜山，逐步向梁山、熊川逼近。8月，日本攻破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为全罗道外藩，一旦失守，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千明军和3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坚守数日后被日军攻破，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攻破南原后，付出很大伤亡代价的日军屠城一日。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忠因南原失陷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汉城的屏障尽失，再一次濒临险境，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九月六日，麻贵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2千，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七日，于稷山北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大败黑田长政，黑田长政退守稷山闭门不出。此时攻打青山的日军也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9月，明军逮捕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并与在明军和日军之间两边获取利益的沈惟敬一同俱论罪处死，结果石星于1599年死于狱中，沈惟敬则于市集斩首。12月，援朝明军与日军大战于蔚山。

3.鸣梁海战

于战事再起之初，朝鲜水师几乎全军覆灭，结果无奈之下，朝鲜政府再次起用本来已遭罢黜的李舜臣。李舜臣到任时，原来苦心经营的水师，只剩下数艘舰只。但他因为身系救国重任，惟有在这个逆境里尽其全力，在全罗道右水营著手重建海军。1597年8月28日，李舜臣指挥著这支刚重建的水师，再度与日本水师决战，而决战地就是在鸣梁海峡。

李舜臣守在鸣梁海峡，但因兵力薄弱，所以决定设陷阱，派人乘退潮时在岸边设置了铁索与木桩。9月16日，日军统帅藤堂高虎率领330余艘战船和2万陆军出发，欲趁涨潮时攻进鸣梁海峡，全歼朝鲜水师。李舜臣首先将海峡内的民用船只侨装成战舰，以扰乱日军，使其以为朝鲜水师已恢复过来。他自己则亲率12艘战船引敌深入鸣梁海峡。在成功引诱日军进攻后，李舜臣随即发起集中的攻击，对准日军指挥舰攻去，结果歼灭了日军指挥舰和其他战船2艘，并击毙日军主帅来岛通总。同时间，潮水开始退却，朝鲜舰船趁势进攻，日舰因失去主帅，军心散涣，只得顺潮向东撤退，但却遇上李舜臣事先埋下的铁索和木桩，无法退却。结果朝鲜水师全力拚杀，歼灭日舰30余艘，并击毙日军4000余人，再度重创了日本水师，重新掌握了制海权。

鸣梁海战的胜利，使得丰臣秀吉再度面对运兵和运输补给困难的问题，而日军虽然随后在陆战有所得著，但亦已后继无援，其最后败局已定。

4.日军蔚山防卫获胜

1598年1月，明朝援朝和攻打蔚山的军队因为日本的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等日军的援兵突然赶至，大为震惊。杨镐赶不及下令，便策马率先赶奔王京（今首尔/汉城），麻贵亦继而赶之，一时间所有军队皆溃败。只有副将吴惟忠、游击毛国器断后，日军在得胜后暂退以保住胜果，明军的辎重大多丧失。杨镐与邢玠却向明朝朝廷谎报前线大捷。但当时各营欲向明朝朝廷回报，士卒死伤二万，这使杨镐大怒，按而不报，只称死伤百余人。赞画主事丁应泰得知战败，至杨镐处商议应对计略，但杨镐竟出示张位、沈一贯的手书，扬扬自得。这令丁应泰愤而向朝廷回报战败事实，明朝首辅赵志皋欲保杨镐，决定暂时不逮补他，但亦遣官查察。

同时明军于攻打蔚山期间，明将高策率2万2千偷袭日军本阵釜山，也被日将立花宗茂以8百人用夜袭和火计击退，是为般丹之战。2月，邢玠招募江西水军，并欲以海路运兵以作持久之计。

5月明朝廷叫回攻略蔚山城失败的杨镐，新增兵力给于刘铤并调派水陆约15万军力进朝鲜，于是都督陈璘以两广之兵，刘铤以四川之兵，邓子龙以浙江、南京之兵赶至增援，明将张榜、蓝芳威、梅伯等于此时参阵。邢玠将明军兵力分为水陆四路，每路置一名大将，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铤，水路陈璘，各自负责握守要地，相机而动，进攻之时，各率约五万分三路，以梅伯攻蔚山、邓子龙、刘铤进攻松岛、顺天，日军面对庞大军势无法获得良好战果，仅能防守。

5月明将梅伯率约5万进攻蔚山城，结果被来援的日将立花宗茂以千人从5月4日开始至5日利用夜袭和假情报逐次击退，救援了蔚山城中的加藤清正，明军因东路攻势受挫暂时停止进击。6月，杨镐罢职候查。

5. 形势逆转

就在明军作出防御准备时，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却于7月死于京都伏见。9月，明军与日军于蔚山等处对战，互有胜负。10月，总兵官刘綎、麻贵分道出击进攻日军，并大败之。然而董一元率兵3万余攻打日军新起的城寨，被日将岛津义弘7000兵力打败，是为泗水之战。

6.露梁海战

11月，日军无心恋战，由蔚山出逃，明军分道进击。加藤清正率乘船撤退。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就在日军将领撤退之时，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名将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立花宗茂、岛津义弘、小早川秀包、宗义智、寺泽广高等部。邓子龙年逾七十，仍然意气风发，率三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与日军决战。

战斗时曾携壮士三百人跃入朝鲜战舰以救援，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数。但其他战舰却误掷火器于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结果邓子龙无路可退，壮烈牺牲。而李舜臣领兵来援，率龟甲船冲入敌阵，但却被日军包围，结果不幸身中流弹而亡，（据某些史书记载李舜臣是遭到明器误击，其实这种”友善之火”在战争中常常发生，到也不足为奇），他死前叮嘱不许张扬，并把军旗交给其子代为发号施令，以继续战斗。随后副将陈蚕、季金等领军赶至，夹击日军，日军则因为成功让小西行长脱困而且战且退。而得以逃脱登岸的日军又为明朝所歼，而焚溺的日军则以万计。这时刘綎方进攻小西行长，并夺取桥寨，陈璘以舰队一同攻击，再焚烧日军战舰百余艘。小西行长的友军岛津义弘引舰队来援，陈璘亦击将其败，结果来援日军只得扬帆退去，立花宗茂则作为殿后接应小西行长让其于日军成功撤退。

至于当时的明朝 本能寺变以前 明朝除了和蒙古偶尔有小 中规模战之外 并无什么战事 国内的大小官员以党争弹劾为乐 日本侵朝的时候 明朝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多了个努尔哈赤的女真崛起 不过当时的努尔哈赤正忙于征服辽东各部女真 表面上对明朝十分恭顺忠诚 多次上奏请求出兵入朝 不过没被批准（实际上他本来就不打算去 只不过做做样子，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努尔哈赤的鞑靼骑兵跑到朝鲜去杀日本人 那日本人的伤亡就无法计算了 因为那会的鞑靼兵不是人 是兽 而且是冷兵器时代最猛的骑兵清一色）

古代的黄金是黄铜吗

确实是黄金，不是黄铜

亲，给你推荐一篇文吧

汉朝多黄金

丁启阵

拙作《黄金都到哪儿去了？》在博客贴出之后，一些来访者提出批评，认为拙文中所议论的《史记》、《汉书》记载的汉朝帝王赏赐之物“黄金”不是黄金，而是黄铜。言词尖刻者，嘲笑我金铜不分，有说是因为我眼睛有问题的，有说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读史书需要补补课的，有说是因为我小学没有毕业文化水平太低的……说法很多，几乎让我笑掉大牙。

不错，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黄金冶炼史专家，对古时候的金铜之别并未专门研究，文中所言乃袭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而来，并非自创。特别说明这一点，以示不敢掠美也。

下边，我给赵翼的论断提供一些确凿的证据。

《汉书·食货志》有言：“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黄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黄金，白金就是今天所说的白银，赤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铜。这一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可以佐证，该书卷十四上金部有“金，五色金也”、“银，白金也”、“铜，赤金也”等词条解释。可见，汉代人不但金、银、铜的概念区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已经有了金、银、铜三个词。《汉书》所说的“黄金”、“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黄金，决不是黄铜。

有人觉得汉朝文献记载中的黄金数量太大，提出一种折衷的观点，说古时候炼金技术有限，黄金的纯度不高。这显然是臆测之论。其实，中国的炼金技术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很发达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可以证明这一点，汉代任何一座墓葬出土的黄金制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许慎《说文解字》“金”字下的解释中，也有“久薶[埋]不生衣，百炼不轻”等对于黄金品质的说明。

对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三“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的论断，今人王树民先生在校注赵著时提出了另一种批评：黄先生认为，《史记》《汉书》所说的黄金可能包括了钱、银、铜等的折算数额。

王先生根据《汉书·食货志》的“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以及孟康注的“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认为“汉代并非专用黄金”。他又根据《汉书·王莽传》的“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认为黄金一斤抵钱一万，推断曰：“……所谓赐金若干者乃举其总数，应有白金与铜钱折算者，未必皆实用黄金。”

王先生的论证大有问题，是站不住脚的。问题之一，《汉书·食货志》金有黄金、白金、赤金三等的记载，不能说明汉朝帝王赐金就会三个等级都来一点。倘若是这样，那么《汉书》的行文也太不讲究了。众所周知，《汉书》编撰者班固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在编撰《汉书》的时候也确实表现了一丝不苟的治史态度，他不大可能在措词上如此粗放。问题之二，《王莽传》所说的“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乃是王莽将女儿许配汉帝（汉孺子婴）时，有司奏章里的话，跟赵翼所说“王莽聘史氏女为皇后，用三万斤金作聘礼”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不存在黄金一斤抵钱一万的换算比例。问题之三，皇帝结婚，给皇后下聘，“黄金二万斤”与“黄金三万斤”实在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都可以说明用黄金很多。

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即使是仅仅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一、汉朝的确多黄金；二、汉朝帝王赏赐之物确系黄金，而不是黄铜；三、汉朝的黄金纯度已经相当高了！

什么是药金?主要成分是什么?

“药金”从外观上看和金(Au)相似,常被误认为是黄金,其主要成份是铜锌合金。

1 ZnCO3=ZnO+CO2↑

2 2ZnO+C=2Zn+CO2↑

3 2CuO+C=2Cu+CO2↑